万众创新，政府革新要先行

日前，上海《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》正式出台。22条意见引发多方关注。人们关切的是，作为全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，究竟会拿出什么样的政府资源、资金，动用什么样的行政力量，去参与全球竞争，完成顶层设计的任务。

梳理22条意见措施不难发现，上海拿出的最大资源是体制机制变革，最强的推动力是政府管理创新。22条意见措施，涉及科技、教育、财税、金融等诸多领域的改革，处处可见政府简政放权、创新管理的思路。这是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路线图，更是政府自身改革创新的时间表。

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在哪里?在于体制机制的藩篱。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一些代表、委员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来到小组讨论现场，痛陈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遭遇的层层审批、效率低下问题，导致一些科研项目“起个大早，却赶个晚集”。

在前期的深度调研中，上海也发现，现有收益分配制度不合理，政府管理体制不适应，市场化投入机制不完善，产业链、创新链还不健全……这些不足和缺陷，正影响着创新的步伐。

“好的环境不是靠管出来的、不是靠政府的计划排出来的、不是靠财政资金扶持出来的，是靠科学的制度释放出来的。”政府革新先行，就是要打破上述种种体制机制障碍，给科技创新自由生长的空间。

制度的背后是文化。政府革新先行的意义，就是要以自身的引领、表率作用，为科技创新带来巨大磁场效应，推动社会创新文化的形成。

先进生产力的出现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也不为政府行政力量所左右，它总在寻找适合它的土壤和环境。今天的全球化竞争，与其说是科技创新的竞争，不如说是科技创新文化的竞争。越是创新文化活跃的地方，越容易引发新的产业革命。

一直以来，我们总是羡慕别人深厚的创新文化。当我们从上海世博会上近距离感受无所不在的创新脉动，当我们慨叹于美国硅谷创新企业和科技人才的集聚，当我们羡慕工业4.0时代领跑者的创新思维，有没有思考过：那些深入骨髓的创新文化背后，除了历史的积淀，还有政府对创新文化持续培育、引导、呵护的努力?这种培育、引导、呵护，就是政府对自我角色的精准定位，对自我权力的约束，以及对市场的充分尊重。

培育和呵护创新文化，这是政府改革创新的更大价值。

不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体制机制，不仅会束缚住科技生产力，更会形成文化与思想的桎梏。在需要逐级请示、层层审批的制度下，我们已然习惯了对权威的服从，对经验的盲目轻信，对实证研究的轻视，如何能够培育出自由创新的文化?

政府改革创新，破体制障碍、拆制度藩篱，除陈规旧矩、扫暮气旧习，由此带来更高的行政效率、更好的公共服务，促成政府与市场、政府与企业的良好互动关系。这些变革必然对科技创新文化土壤构建形成广泛深刻的影响。

37年前，我们的科学工作者用满腔热忱拥抱“科学的春天”。今天，我们以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眼界和胸襟，用改革来拥抱“科技创新的春天”，也惟有改革才不辜负这新意盎然的春色。